* 霍布斯鲍姆（Eric John Hobsbawm，1917―），现代英国代表性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历史学家。
而权利则是二者共同关注的焦点, 因为宪法权利必须通过刑法保护才得以有利保障, 因此基本权利保护是宪法与刑法的最大交集。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杨芳讲师认为，五四宪法对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规范，其与共同纲领相比，在性质、地位、自治权、民族乡等内容上都有较大改进，使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宪政法律地位得以正式确立。
四是宪法发展远远落后于社会发展。应以立法目的与规范事项两个标准确定"上位法"的范围，并且不能将宪法排除在外。这种低层次性主要体现在宪法规范的缺失、法律规范的碎片化和低位阶性、制度化范围的局部性，以及事实行动的制度外溢等诸方面。信访在当下社会是一种纠纷解决与权利救济的特殊制度，赞成和主张彻底废除信访制度的声音皆而有之。人性尊严为国家义务提供了坚实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基础，是国家义务的妥当性规范。
我国宪法应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和顺应世界宪政发展的潮流，尽快明确规定地方权力。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江登琴讲师以八个刑法修正案为样本，通过比较分析认为，八次修正案从颁行主体上看都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缺少作为最高国家立法机关--全国人大的声音。如果我们这样认识问题了，对复议活动性质的认定还会被牵连地遭否定么？实事求是地说，裁决纠纷就是和司法具有可比性，确实与司法更近些，说准司法何罪之有？如果说行政复议的定位为准司法化难以理解，甚至产生歧义的话，可以简单地阐释为行政复议活动以追求公正、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为目标，而非像其他行政活动以追求行政效率为目标。
三、行政复议应当如何定位行政复议是上级行政机关复查下级机关已经作出的、引起相对人争议的行政行为的活动，这种活动如果能够顺利展开的话，在制度设计上，就应该着力避免官官相护的嫌疑，也就是说，这种活动应当具有公正性，审理者应当具有独立性和超然地位，程序设计力求公正。为了在现有制度框架内增加其作出公正裁决的可能性，可以学习台湾地区的作法，吸收专家参加复议机构的工作，让他们以专家的身份公开对事实、法律问题作出判断，这可以在相当程度上矫正首长负责制在复议裁决上的弊端，增加行政复议裁决的公正性。[3]第三，规定行政复议制度的规范性文件的效力层级高低不同。注释:[1]《中国公民出入境管理办法》（1985年）第15条规定：受公安机关拘留处罚的公民对处罚不服，在接到通知之日起15日内，可以向上一级公安机关提出申诉，由上一级公安机关作出最后的裁决，也可以直接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这种学说认为，行政复议兼具行政与司法的双重性质与特点。[2]《商标法》（1982年）第35条规定：对商标局撤销注册商标的决定，当事人不服的，可以在收到通知15天内申请复审，由商标评审委员会做出终局决定，并书面通知申请人。
另一种着眼于行政复议的行政内部监督功能，强调行政复议组织对行政首长的依附性和程序的简便高效，{5}也即主张行政复议的行政性。进入专题： 行政复议 。层级监督主要着眼于行政系统内部的自我纠错、自我监督，解决行政纠纷，保护公民权利只是行政系统内部自我纠错的副产品。在条例里还写了复议机构独立办案，但复议法则干脆取消了这一规定，原因就在于既然复议是层级监督，既然按照行政机关首长负责制由首长决定如何裁决复议案件，复议机构用不着独立。
行政复议在实践和制度两个层面存在的问题，与行政复议的定位出现偏差有着根本的联系，同时也是对行政复议的定位进行重新审视的逻辑起点。其实行政复议既然是行政系统内部自我审查的机制，对复议范围的规定应当比行政诉讼宽泛，不宜于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都应当纳入到行政复议范围内。第五，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信访等行政救济途径不衔接。由于人们对司法公正的普遍怀疑，以至于法院依法作出了当下比较公正的判决了，也同样被诟病、怀疑、批评。
行政复议案件的数量集中反映了行政复议制度的种种问题，直接影响到行政复议制度发挥作用：行政复议案件过少，行政复议对行政诉讼而言，就起不到过滤器的作用，就谈不上减轻法院负担。但两者并非你死我活的关系，在制度设计上应当以行政复议的准司法性为主，将两者兼收并蓄。
复议案件虽然大部分以书面审理方式处理，但若当事人申请或者复议委员会认为必要则口头审理。第五，在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关系上，没有一个概括和明确的统一规定，大部分采用是复议前置的模式，极少数采用的是复议与诉讼选择模式，而且对复议后可否行政诉讼，除了两个出入境管理法明确规定不得再行提起行政诉讼外，其他规范性文件很少提及此问题。
这样高的撤回复议申请的比例说明了什么？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行政复议制度的定位问题。复议制度作为解决纠纷途径的特点仍然在法中没有得到体现。{2}司法说认为，行政复议的目的是解决行政纠纷，行政复议的过程就是解决行政纠纷的过程，行政复议与典型的行政处理行为或一般的具体行政行为并不相同，复议行为与一般的具体行政行为相比较，在行为性质、行为发动者、行政机关法律地位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同时，考虑到现在对行政复议机构的改革尝试和趋势，独立的、大部分由社会人士构成的、合议制的行政复议机构，也不应当作行政诉讼的被告，名义上的行政复议机关更不应当是行政诉讼的被告。其实，台湾地区在这方面已经给我们提供了相当的经验，有些经验我们不妨拿来。重塑行政复议准司法化的观念，修改行政复议的相关法律法规，以更好地为行政复议申请人提供权利救济作为行政复议制度设计的出发点和归宿，这才是行政复议制度的真正出路。
现行复议以书面审为原则，即使必须调查事实情况进行口头调查，行政复议法也没有规定庭审方式。{4}503 -505当然，这是一种必然产生的附属功能。
碍于当时必须是单行法规定可以诉诸人民法院的行政案件方可诉讼的规定，此类案件就无法进人司法程序。另外，完善听证程序，对复议申请人的申请听证权、法定听证范围以及听证的具体程序作出明确的规定，确立行政复议听证中的裁审分离和案卷排他性原则。
见下图：这些数字变化，实际上是世人了解接触行政复议法并扩散当事人具体感受而造成的演化。按照行政复议制度设计的初衷，行政复议应该能够在三方面发挥作用：一是减轻法院的负担。
行政复议案件过少，也表明行政机关在大多数的情形下，是被动地在诉讼过程中复查自己的工作，即已经动用了更为复杂、成本更高的程序……。在行政机关首长负责制的体制下，虽然行政复议机关的法制机构办理行政复议案件，但法制机构只是行政复议机关的内部机构，它所承担的只是承办具体事宜的工作，并没有最终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的权力。每一部规范性文件只针对某一类型的行政行为规定不服可以申请行政复议，缺乏一部对行政复议的基本原则、范围、管辖、程序等作出统一规定的行政复议基本法，而且往往只规定到可以复议，具体如何复议，谁来复议，复议程序等重要内容都没有规定。我们不否认司法存在的不公问题，但是，司法不公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很多的，这是题外话无须议论。
[5]在行政复议法起草过程中，对于如何确定行政复议的性质，曾经发生过许多争论，最终立法提案机关和立法机关将其定性为行政机关内部自我纠正错误的监督制度。[3]《个人所得税法》（1980年）第13条规定：扣缴义务人和自行申报纳税人同税务机关在纳税问题上发生争议时，必须先按照规定纳税，然后再向上级税务机关申请复议。
二、行政复议定位所影响的制度设计关于行政复议定位之争，目前存在行政说、司法说及行政司法说三种观点。为了进一步完善行政复议制度，1999年4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行政复议法》，并于1999年10月1日施行，这标志着我国的行政复议制度在初步完善的基础上实现了大一统，行政复议制度正式摆脱了配套性质，提高了立法层次，以法律的形式实现了独立和统一，成为与行政诉讼并列的行政救济制度。
行政司法说，也称准司法说。这一时期有关行政复议的规定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大多是原则性的规定，操作性差，规定不统一。
复议制度的诸问题，并没有因为新法出台而基本解决，条例所遗留的问题如复议制度功能定位问题反而比以前更为突出。从整体上看，行政性有余，司法性不足。内中原因，除了行政机关的法治意识和各种客观因素以外，行政复议制度的行政性过强，在制度设计上过于强调内部的自我监督，忽视纠纷的解决，忽视对相对人权益的保护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但同时，行政复议也更具司法的属性与特征。
实践证明，如果我们按照司法或准司法的定位去设计行政复议制度，才能发挥行政复议的上述作用。（三）1999年4月29日-2007年5月3日：《行政复议法》颁布实施阶段，行政复议制度基础初步完善，实现大一统—行政复议摆脱配套地位，成为与行政诉讼并列的行政救济制度《行政复议条例》实施的8年间，其本身存在的缺陷暴露无遗，如行政复议的范围狭窄、复议程序繁琐、复议管辖不合理、举证责任不明确和法律责任不完善等。
大壳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司法的威信一滑再滑。同时聘请约占复议委员会人员总数1/2的专家担任委员。
例如，北京市已经就疑难行政复议案件召开过专家委员专门会议进行论证，这是有益的尝试。但是，自1993年以后各地的行政复议案件就开始下降，在《行政复议法》颁布以前，再也没有达到《行政复议条例》实施初期的水平。
